纳粹德国对同性恋的迫害及屠杀

當這種態度以犯罪的形式表現時，則一般稱為仇恨犯罪和同性戀欺凌。 心理學及性別研究對於性特質（sexuality）之多面向與多樣性的理解，已為當代精神醫學採納，性傾向是內在先天的特質，性行為和性身份（sexual identity）較偏向是在發展過程中自由意志的選擇[124]。 因此，性行為與性傾向不必然有關，與同性發生過性行為，情感偏好不一定是同性；與異性發生性行為，性幻想對象也不一定是異性[125]。 例如，监狱或其它性别隔离环境中，可能致使异性恋男性和同性發生境遇性性行为，虽然他们回到外面的环境仍偏好异性[126]。 有些男性性工作者比如妓男或者男男色情演员亦可能是從事男男性交易來營生的异性恋男性[127]。 偏見和歧視令許多人難以接受自己的性傾向，所以認同自己的性傾向身份可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6]。
一般而言，出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自我，愿意对自己坦承，第二阶段是向他人出柜，将同志身份告知亲友同事，第三阶段是公开生活，将同志身份自由公开地融入生活之中。 近年来，美国人口普查呈现同性伴侣增多的现象，似乎反映了同性恋者被社会接纳认可程度的巨大变化，越来越多同性恋者愿意公开性倾向或公开与同性伴侣的关系[133][134]。 最近数十年来，大量证据显示了生物性因素对于性倾向形成有重大影响[102][103]，同卵双胞胎性倾向一致性，以及同家族谱系间特定性倾向的集群，支持了生物学的解释[100]。 科学家正在寻找与性倾向有关的基因，双生子研究为性倾向的遗传基础提供实质证据，特别是男同性恋。 位于X染色体的Xq28以及8号染色体的8q12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包含与男同性恋有关的基因区段[104][105][106][107]。 性倾向可能是一种多基因（英语：Polygene）（polygenic）遗传特征[108]，并且基因对于性倾向的形成可能只扮演部分角色[109]。
當代同志文化隨著地區和在地社群而呈現多樣面貌，其中對於同性戀者來説，比較重要的象徵或活動包括彩虹旗、粉紅三角形、同志遊行、同志電影展等等。 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對於一個人形成異性戀、雙性戀或同性戀的具體原因還沒有達成共識。 Buy Tramadol Online 儘管許多研究考察過可能會影響性傾向的因素，例如遺傳、激素、成長經驗、社會與文化，但尚無研究能夠明確證實性傾向是由某個特定因素或多種因素所引致的[6][100]。 由於社會偏見，產生了對同性戀者的貶稱，例如faggot、dyke、queer[62]，兔子、基佬等[63]，都被用來或曾被用來貶損同性戀者。 但由於仍帶貶損意味或有激進顛覆的政治性格等原因，不是所有同志都接受這稱呼[65][66]。 這個詞出現在1970年代香港同志文化之中，為影評人邁克所用[53]。 1989年，香港導演林奕華籌辦首屆香港同志電影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意鼓勵同性戀者參與，讓同志文化與大眾文化連結。
然而，女同性恋则被认为是对家庭观念的威胁，并被标志为"反社会"。 她们在集中营没有像男同性恋那样被要求佩戴粉色三角标志，而是佩戴黑色三角。 另一方面，希特勒也相信同性恋取向对个人来说是不可消灭的，所以再教育被镇压所取代。 也就是说，同性恋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并受到极端形式的"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 纳粹理论进一步把"顽固"同性恋和那些只是偶尔从事同性性行为的人区分开来。 虽然阉割可能是对"顽固"同性恋者得到预期结果的方法。
目前科學界對於性傾向形成的具體因素尚未達成共識[6]。 儘管如此，科學家普遍傾向基於生物學的性傾向理論[15][16]；目前支持生物及非社會成因的證據遠多於社會成因的證據，其中男性尤為如此[17][18][19]。 已有生物學研究論文指出，性傾向的形成可能涉及基因或子宮環境等生物性因素[17][20]，推測性傾向是由生物因子（基因、激素）和非社會性的環境因子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所促成[21][22]。 科學證據不支持能由社會性手段教導或習得某種性傾向的說法[23]。
20世纪初，美国部分同性恋者用gay这个词作为自身代称，替代当时有医疗诊断含意的词汇homosexual[67]。 到60、70年代，美国同性恋群体强烈要求各媒体报导涉及同性恋消息时用gay取代homosexual，之后这用法慢慢被媒体接受，但也要到1989年，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才用"gay"这个词指称同性恋者。 港澳粤语吸收英文单词"gay"后衍生出"基"、"基佬"的说法，"基佬"通常有贬意，但逐渐转为中性词[47]。 中国大陆则根据"gay"和"基佬"，衍生出"给"、"给佬"的说法，主要流行于新浪微博等年轻人聚集的网络平台。